中国的医疗水平与他国相较如何？

中国医疗覆盖情况概览

中国在全民医疗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世纪之交时，每五个中国人中仅一人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短短十几年后，中国的医保覆盖率高达95 %，使12.5亿人都病有所医。尽管中国尚未真正实现全民医保，但中国的无医保人口比例已低于美国的9%。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赤脚医生”开始， 中国的的医疗体系经历了几次转型,。这些赤脚医生大多是接受了短期高强度医疗培训的农民，他们走访中国各农村地区，为绝大多数的人提供基本免费的基础医疗服务。赤脚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促使了中国人均寿命大幅上升、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

2006年是医改真正启动的元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愿景。随着《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改革在全国各地推进。三年后，中国的医保覆盖率显著提升。虽然这一系列的改革极大的改善中国的医疗质量，但是尚有结构性的问题继续困扰着中国医疗的发展。

目前，有三种公共医疗保险可供中国民众选择。其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针对城镇居民，而第三种方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针对农村居民。

中国医疗体系的可负担性

中国现行公共医疗保险仅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由此产生的自付费用常常使民众不堪重负。高额自付费用会给家庭带来经济重担，导致其因病致穷，健康水平下滑。

在中国，约29%的医疗费用由个人自付。其余部分由政府财政（30%）和公共及私人保险（41%）承担。本世纪初，中国的医疗自付比例高达60%，虽然自那以来情况有所改善，但目前中国的自付比例仍高于较富裕的邻国。日本2015年医疗自付比例仅为12.9%。欧洲发达国家自付比例也总体相对较低，德法两国的比例分别为12.7%和9.8%。

究其根本，导致中国自付额偏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医院的盈利模式。一直以来，公立医院按服务项目和药品数量向病人收费。2017年之前，医院可对其卖出的药品加价15%来补充院方收入。这样的收费体系意味着患者常常要为一些不必要的服务和药品买单。截至2015年，药品费占中国医疗服务总支出的40%，远高于经合组织20%的平均值。

中国公民自掏腰包看病的费用有时天差地别。2014年，一份针对苏州城乡地区的调查显示，农村医保的医药费报销比例仅为57%，远低于城镇医保约70%的水平。

这一结构性经济壁垒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健康水平愈加分化。2010年北京市居民平均寿命为80 岁，整整比新疆和西藏的居民高出了8年和12年，由此可见一斑。

昂贵的医疗费用一直是中国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一大元凶。2005年到2015年间，中国由家庭医疗支出而导致的贫困差距的比例高于泰国和南非。为了偿付医药费，一些人还借起了医疗贷。相较之下，医疗体系一流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台湾，通常会为穷困人口提供慷慨的支持。在台湾，低收入患者不用支付挂号费和共同承担额，遭遇重大疾病的患者也可享受此待遇。

较富裕的中国民众日益青睐私人保险，其报销范围更广，挂号费也低于公共保险。中国的私人保险市场因此蒸蒸日上。2014年到2015年短短一年间，其市场规模就由2200亿美元飙升至349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私人保险市场规模将飞升至7300亿美元。

中国政府正试图管控医疗服务的自付费用。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愿景，中国政府已制定方案，力争到2030年，将自付费用占比从2016年的30%降至25%。中国当局也主动出击，和国际药企就某些药品的价格进行直接谈判。国务院也于2017年明令禁止公立医院加价出售药品，同时还宣布公立医院到2020年将转型成非营利机构。

然而，考虑到一些地方政府光是为现行医保方案买单就已捉襟见肘，试图降低自付费的努力可能会遭遇阻力。2016年，全国225个统筹地区（大部分位于欠发达地区）中有108个出现公共医保收不抵支的情况。医疗成本高是其背后的一大原因。2000年到2015年间，中国人均医疗支出从130美元涨到762美元，是原先的六倍之多，而同时期美国和丹麦的医疗成本仅增加了一倍。

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共开支，中国政府正考虑引入一个新体系，其中规定政府医保针对每个病种仅为医院报销一笔固定费用。这一名为“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收付费”的机制可以减少“画蛇添足”的服务，并给费用封顶。虽然这一付费机制在美国、日本等地颇为常见，但其效果在中国还尚未显现。截至2017年，该机制已在北京和几座南方城市的一些医院进行试点。

中国医疗服务的普及情况

除了医保覆盖，充足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一样不可或缺，都是确保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的关键因素。为此，中国政府成功借助经济增长提高了医疗普及率。

医院是中国公民获取医疗服务的主要渠道，中国医院的医疗资源也已随医疗普及不断扩张。1970年到2015年间，医疗机构床位数翻了不止一番，从每千人1.5张上升至每千人3.8张。尽管这一数字高于美国（2.8张）和加拿大（2.5张），但相较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每千人4.7个床位的水平仍相去甚远。纵观全球，日本与韩国则遥遥领先，每千人床位数分别达到了13.1张和12张。

中国还针对某些医疗保健细分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比如产前和产后护理。中国享受产前护理的孕妇比例在1992年为69.7%，到2015年已升至96.2%，远高于84.6%的全球平均水平。几乎所有的中国新生儿都由熟练医护人员接生，而2014年全球熟练医护人员接生比例仅为80%。有孕在身的中国准妈妈更有长达98天的产假，已与日本和德国持平。

除了产妇护理，中国还加速了中医的发展。中医院数量已从1978年的447所增加至2017年的3695所。以目前形势看来，中医更将成为中国医疗体系更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6年的一份白皮书称赞中医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医疗设施不断进步，医疗队伍亦并驾齐驱，医生数量从1980年的每千人1.18名增至2015年的每千人1.81名，尚不及美国（2.6）和德国（4.2），但与台湾持平（1.8）。

尽管如此，因为全科医生（GP）和驻院专科医生收入差距悬殊，患者又更倾向于后者，不少新晋医生都选择成为专科医生。这使得中国的全科医生供不应求。2015年，中国共计有18.9万名全科医生，仅占中国医生总数的6.2%。因此，2017年有6.5亿中国人无法获得全科医生的服务。

中国医疗机构的资金部分来自地方政府，这使较富裕的城市中心和欠发达农村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愈发严重。例如，2005年至2017年，农村诊所数量仅增加了8%，而同期城镇医院数量上涨了66%。

医疗和健康环环相扣，医疗水平差距意味着健康水平亦有落差。农村地区许多主要疾病的死亡率高于城镇。以心脏病为例，2017年该病在农村地区死亡率为154/10万人，而在城市地区仅为142/1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的心脏病死亡率都低于美国的166/10万人。

中国残疾人口要获取适当的医护服务并非易事，各省残疾人医疗保健服务水平更是大相径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省份江苏，六岁以下残疾儿童的一切康复服务费用均可全额报销，而地处内陆的贵州省就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

精神疾病患者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430万名。同年，全国精神病院床位数仅为每十万名患者17张。虽然相较2011年的14张有所进步，但床位数仍落后于美国（每十万名患者23张）和韩国（每十万名患者113张）。

未来中国医疗面临的挑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新的挑战已经浮现。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58亿，占总人口的11.4%。预计到2045年，这一比例将攀升至26%，与今天的日本相当。因此，慢性疾病和老年病发病率迅猛增长。

按照中国传统，老年人护理通常由家庭成员负责，但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加之出生率走低，家庭护理模式愈发难以为继，而中国的公共护理服务长期以来发展缓慢。截至2017年，中国养老服务机构每千名老年人的床位数仅有31张。同年，澳大利亚的每千名老年人的床位数为51张,而英国每千名老年人有46张床位。此外，由于接受专业培训的从业人员少之又少，中国的养老服务机构往往难以为老人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

与年迈相伴生的疾病发病率亦是节节攀升。2017年，阿尔茨海默病， 俗称老年痴呆症，是中国人过早死亡的第八大原因，而在2007年，该疾病在这份榜单上位列第15名。中国每年新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将近一百万例，是美国的两倍，但中国现有的阿尔茨海默病专用护理床位不到几百张。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半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4500万人）将居住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中国医疗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中国还不得不努力应对日益艰巨的慢性疾病问题，比如心脏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2016年，在全球4.22亿成年慢性病患者中，有1.293亿（31％）是中国人。由于运动量减少，肥胖率上升，2014年全球30％的成人糖尿病病例都位于中国。癌症发病率也在上升，尤其是乳腺癌。2000年至2013年间，中国乳腺癌确诊病例以每年3.5％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期美国乳腺癌确诊病例以每年0.4％的速度逐年下降。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在科技中寻找良方。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大力投资数字健康平台，如人工智能疾病诊断工具和在线就医服务。截至2017年，超过38000家医疗机构拥有微信账号。此外，60％的上述医疗机构提供在线就医服务，35％的医疗机构支持微信支付医疗费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寻求通过信息科技改善医疗覆盖情况。例如，台湾使用基于云的电子病患记录系统，以几乎实时的方式追踪监控医疗服务和疾病疫情暴发情况。

中国也正在采取行动促进医疗行业发展。201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中国药品制造商生产的38种仿制药，还有20余种中国生产的新药有望在未来五年获得美国食药监局的批准，这是中国生物医药制造能力与日俱增的强力佐证。

尽管如此，制药行业的发展仍然障碍重重，比如国内药品审批流程旷日持久，国家医保体系药品报销范围参差不齐。2018年7月爆发的疫苗风波查出数十万质量不合格的儿童疫苗，诸如此类的事件让公众对中国医药制品疑心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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